记忆、历史与再叙述
——关于一个西南边陲小镇文革记忆的社会学研究
许梦然
摘要
从一个层面看,“文革”是“集体记忆”研究中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因为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在短时间内给同一个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文革的回忆体现了很多“集体 记忆”研究中的典型问题。而从另一个层面看,关注“集体记忆”,以及人们如何根据“现 在”重构对“过去”的回忆,本身也是对“文革研究”的反思,是对回忆录,个案口述史等等 研究方法的必要补充和一定程度的批评。在本文中,这两个层面相互对话,互为补充。根据时间有限的田野调研,本文将具体从以下两个点展开讨论:人们如何在回忆中,因试图构建有逻辑性的因果关系而选择性的遗忘;国家机器如何用新的价值体系左右人们的回忆。
Memory, is an act of will; it requires one to think causally, to compute, to reflect, and to anticipate – this is the long story of how responsibility originated. To be responsible is to be serious about husbanding memory.
Bruce Cumings, 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一. 文献综述与问题
长久以来,对于“记忆”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心理学,生物学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对“个体”的研究,研究方法和地点也仅限在实验室内。正如景军在《神堂记忆》中所说:“一个 世纪以前,心理学家们开始研究记忆,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里做的,运用了规范的实验技术,问一些与记忆起作用的普遍原则相关的理论问题。[...] 在典型的记忆实验中,人们把无意义的音节等刺激当作回忆(recall)的对象。实验对象要经过精心挑选与培训。实验环境是标准化的,实验对象用来回忆刺激的时间被严格地记录下来。这种实验会忽视记忆在真实生活的环境下的复杂运作,对于追忆 (rememberance)的社会基础也很少关 注。”这段时期内,“记忆”一直被当作一个“个体”的生理/心理问题在研究。
“记忆”成为一个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问题始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代表作《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法文版1952, 英文版1929 ,中文版2001)。这部著作是在哈布瓦赫过世后由他的学生在1952年整理出版的,而哈布瓦 赫的《记忆的社会框架》早在1925年就已出版,并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个概念。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的追溯和传承并不是一个“个体”的生理或心理过程。他认为人类生活中,只有梦境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体”经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学术界各个领域对“集体记忆”这个具有明显“跨学科”特性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 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两个视角来进行分析的。
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的视角主要强调研究“集体记忆”对理解历史,理解民族身份认同,和把握社会自我发展的积极作用。功能主义视角的理论根基源于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 《社会如何记忆》(How Societies Remember)。在书中,保罗·康纳顿着重分析了“群体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这一问题。[iii]他强调了“社会记忆”的文化连续性功能。类似纪念仪式 和身体实践这样的行为, 往往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从每一个“个体”上分析,我们对这个现在世界的体验是以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为基础的。“社会记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身文化的心理构图,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从宏观角度看,“社会记忆与历史进化紧密相联。正是社会记忆对人类历史地积累起来的实践能力的保存和传递, 才有了传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离开社会记忆,将无法把握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功能主义同时强调“社会记忆”对民族身份认同,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 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从中汲取力量,形成凝聚力。 如保罗·康纳顿在 《社会如何记忆》中阐释了1793年公开处决路易十六这一“仪式革命”作为所有法国人分享的“社会记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人对自己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国家历史的认知。革命派为了一个激进的开端划出边界,而”建立一个开端的企图,不可避免地要回溯一种社会记忆模式。”不同于随后要讲到地“建构主义”,功能主义认为过分地强调现在对过去地 重构会导致研究者忽视“集体记忆”所具有的确保文化连续性的功能。[viii]早期研究者更多地 关注于集体记忆研究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后期研究者则逐渐把兴趣转移到“记忆是如何被 建构的”这一问题。本文也将着重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集体记忆”。
建构主义
1. 外在唤起性
哈布瓦赫首先从“记忆”的“外在唤起性”出发,质疑了以往将“记忆”当成个体心理学的问题来研究的主流趋势。他写道:“记忆不是纯个体现象,更不是纯生理现象。探究记忆是否存储在大脑或心灵中某个角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的记忆对我来说是“外在唤起”的。”哈布瓦赫举例说道:“如果我们仔细一点， 考察一下我们自己是如何记忆的 ,我们就肯定会认识到,正是当我们的父母,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向我们提及一些事情时, 对之的记忆才会最大限度地涌入我们的脑海。” 的确,仔细想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回忆大多都是为了回答他人问题,证明自己论点,或是以前例教育后辈。正如哈布瓦赫的总结: “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当然也可以是与别人或自己的某段经历相 关的自然景物)刺激,促动,激发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 们的记忆。[...] 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之中,他 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叙述,定位和规范记忆的文化框架,就是所谓的“集体记 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 这也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的关系。
2. 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
不同于我们的想象,“集体记忆”并非“个体记忆”量性累积堆加的结果。相反,“集体记忆”提供给“个体记忆”一个框架。作为每一个“个体”,我们以什么态度看待我们的过去, 过去的哪一个部分会被回忆起,以什么方式被回忆起,都被这个“集体记忆”提供的框架影响决定。正如哈布瓦赫所说:“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 去的意象,而且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所有对个 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 响。 为了证明自己的核心论点,他指出,在稳定的社区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有其私下的记忆与 秘密, 只向自己的成员揭示。这种“家庭记忆”并不只是个人记忆的组合。其实,它是对过去 的集体重构。所以每一个时代的支配性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也就提供了一个“集体记 忆”的框架,而每一个人的“个体记忆”其实是一个将自己的过去相应重构之后,填入这个 框架的过程。简单说,哈布瓦赫认为:只有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体才能记忆。不仅因为“个 体是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 更因为个体从集体那里获得了理解和阐释自己记忆的框架, 个人 记忆的意义就是在这个框架中得到阐释。”
3. 记忆与当下
既然“个体记忆”是根据“集体记忆”提供的框架重构而得来的,“记忆”的真实性不免成为一个问题。当我们探讨“记忆”究竟可否,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重现了“过去”时,我们 质疑的不仅是集体框架对“个体记忆”的影响,更是“当下”对“记忆”的影响。“记忆”并不仅 仅是过去,更是我们看待过去的方式。社会提供给我们整合和描述自己记忆的集体框架一 直在变。不同时代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不同,是以当人们在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下回忆十几 年,或者几十年前的旧事时,就会“重构”自己的记忆,使其填入到新的“集体框架”的叙述中。从这个层面看,人们对于毛时代的回忆应该是最好的例子。具体来看,当我们回忆一个过去的事件时,下意识会带入反思的成分,而这种反思必然是根据这事件的结果而来 的。当我们知道一个事件的后果时,回忆时必定会带入因这后果而来的情绪和判断。我们 对于过去的回忆,并不是一次被动地重现。相反,“我们是在积极地重新合成这个场景, 并将新的要素引入其中,这些新的要素是从当前所考虑的这一场景之前或之后的不同时期 转借而来的。” 哈布瓦赫指出, 包含在社会思想之中的有两种活动,一方面是记忆,指向 过去;另一方面是“理性”活动,其出发点就是“社会此刻所处的状况”,即现在。现在的情形如何,影响了人们对过去的感知。从某种程度上讲,“记忆”即是人们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
4. 记忆中的权力关系
福柯指出:“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 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因此, 占有记忆, 控制它, 管理它, 是生死攸关的。”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 权力关系如何操纵人们的记忆。尤其是在很多重大事件,比如战争,之后国家权力如何有 意识的运作,从而导致集体性的遗忘。比如今天,研究当代中国的集体记忆就格外困难, 国家权力从各个层面试图左右人们的追忆与遗忘,比如档案控制,大众传媒,公众教育, 政治宣传,改编课本等等。在研究国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学者们更涉及到了国家权力 对集体记忆的有形控制。在更私人化的层面上,对于那些对过去讲出了不刊之 论的人施以恫吓,有时甚至靠肉体的惩罚。与此同时,“集体记忆”也会被有意识的用来 反抗权力。一项相关的研究是斯科特(James Scott)对马来尼西亚一个村庄的研究,他 说,在这里,贫困的村民创造了一种“记忆中的经济”,将旧的土地制度中很多原来不吸引 人的特点说得天花乱坠、锦上添花,以此来谴责机械耕作的负面影响。在对族群的人类学 研究中,记忆与反抗之间关系的主题尤其受到了持续关注。民族记忆在与外部世界接触的 关键时刻受到激发,从而为族群身份观念创造了基础,形成少数民族群体抗衡统治文化及 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正如景军在《神堂记忆》中说讲,现在对于毛主义运动的影响以 及毛后经济改革的研究迫切得需要与记忆研究结合起来。因为在毛时代之后翻天覆地的戏 剧性变化,不同的群体对毛时代的记忆很可能是相冲突的。所以研究这段历史时,结合 对“集体记忆”,以及记忆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二. 研究方法
因为研究的是每一个个体对文革的回忆,以及每个个体对这段回忆的重构过程,所以 需要对研究对象当初和现在的社会背景,亲属关系,性格习惯,等等有一定的了解。是以 在为期两周的田野调研中,我在Y省T县H镇主要通过质性访谈的研究方法尽可能的深入 了解了来自不同人群的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我并不侧重史实,偶尔针对史实的发问也只 是为了引出访谈对象更多的回忆和叙述。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田调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预设研究对象的回忆是基于现在的重构,这个想法以及相对应的理论基础是在进行了几次访谈之后根据访谈内容而慢慢形成的。虽然有尽可能的从不同的阶级成分(当时和现 在),性别和年龄的人群中寻找访谈对象,因为时间所陷,只是做到了随机性,而没有做 到全面性。两周来,建立深入关系的访谈对象有五位。在当年,他们之中有父亲为国民党 军官,叔叔是共产党高官的小军工;有阶级成分不错但因人嫉妒引来抄家大祸的生产队学 徒;有家产一早被没收的华侨地主之子;有躲过一难的小学教师;还有被定性为小土地出 租,运动中从头到尾被边缘化的青年妇女。在今天,他们之中有还在自己做生意的八旬老 人;有一步步从学徒做到藤椅厂厂长的“成功人士”;有开着客栈德高望重的老村长;有开 着餐馆的退休教师;还有在游客稀疏的地方开着冷饮店的老奶奶。他们迥然不同的经历和 前后不同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他们对那个时代不同的回忆。而在同一个村子里经历的相同的 时代变迁又让他们的回忆有了说不尽的相通之处。
根据时间有限的田野调研,本文将具体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人们如何在回忆 中,因试图构建有逻辑性的因果关系而选择性的遗忘;国家机器如何用新的价值体系左右人们的回忆。
三. 田野背景
Y省T县H镇坐落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与缅甸接壤。自古以来,当地男人到了十七八岁,就必须出門“走夷方”,去缅甸找钱回来养家糊口,等到五六十岁才归来。女人们留守 在家里,一年年地守望着,再把下一代送出門。”一辈子留在家里没有“走夷方”的男人 会被街坊邻里看作没出息,没担当。解放前,“走夷方”的男人把一生的积蓄带回来建设家 乡, H镇作为著名侨乡, 很是富庶。解放后,随着边防变严而“走夷方”变成历史,文革 期间当地建筑雕塑牌坊大多被破坏,再加上近十年旅游业开发引来大批外地人进驻,很多 当地人都表示解放后H镇的精神面貌大不如前。当地不少人都记得,1955年刘少奇有政策 区别对待华侨地主。部分土改时被没收的土地都被还给了当地的华侨地主。当然,这也导 致了文革时他们再次被抄家。文革期间,这些地主的大宅子被没收后大多转为公用,变成 了开批斗会的群众集会地点。文革时期,T县的武斗并没有波及到H镇,很多T县的人为避 武斗逃来这里。而因为“走夷方”的传统,H镇当地的贫下中农很少,并没有形成地主贫农间的阶级仇恨,阶级斗争大多靠上面指示。今天,当地人想到文革,说到的第一件事往往 是H镇以前如何比现在还要漂亮,当年来到这里的红卫兵如何带领群众进行大面积的破四旧运动,很多牌坊,雕塑,洗衣亭,还有山顶的中天寺都在那时被毁。在红卫兵以及后来入驻的五十四军团的带领下,H镇也有过大量抄家批斗的政治运动,也有老师被迫害自杀。文革期间来到这里的知青大多来自附近的县城,文革结束后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 选择性遗忘
人们在回忆自己过去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得赋予过去杂乱无章的事件以逻辑性,让每一个事件变得有理可循,说得通。当我们站在这个“当下”去回忆的时候,我们又往往 将“过去”置于一个因果关系中,现在为果,过去为因。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往往是根据它 给现在带来了怎样的结果而定的。为了让这个直接因果关系成立,人们回忆时会自动选择 性得“遗忘”一些与这个因果关系相悖或者无关的事实。这个过程在“家庭记忆”中尤为明显。哈布瓦赫指出,在稳定的社区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有其私下的记忆与秘密,只向自己的 成员揭示。这些在家庭范围内被分享被传承的“家庭记忆”建构起每个家庭的家庭哲学。 对于一位长辈而言,叙述自己回忆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给后辈阐述一个道理,从而根据自己 的过去形成一套“家庭哲学。”
在H镇一条非主干道的支路上开着一家小餐馆的赵奶奶(化名)是一位退休教师。同H 镇大多数餐馆一样,干净整洁的小院里一楼是厅,二楼是卧房。厅里的供案上中间供着天 地国亲师,左侧供着先祖,右侧供着灶神 。并不宽敞的院子里摆了几张大小不一的桌子 就是客人吃饭的地方了。赵奶奶家算是个教师世家,莫约四五十岁的儿子也是位退休教 师。小餐馆日常由儿媳妇经营,赵奶奶偶尔帮个手,做些洗菜切菜的准备工作。儿媳妇做 得一手好菜,食材新鲜,物美价廉。赵奶奶待人和善,可能和做了一辈子老师有关,对客 人很是健谈。聊起来过去时,赵奶奶很是自豪得说她从1951年就开始做小学老师,是当地 很有资历,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按当地的标准),谈起文革时, 赵奶奶神情间并无负面情绪,反而有一点兴奋。赵奶奶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运动高潮 期间,她所在的学校的老师们“很团结,谁也没整谁。”不过校长却躲不过去了。有一日,有人告发校长私藏了子弹,要开大会批斗。赵奶奶到批斗会的时候,校长已经被吊起来了。老师们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都默默听着。这时,赵奶奶一个人站了出来,证明她之前因偶然机会看到过被指认为子弹的东西,其实是个针筒。在赵奶奶的指引下,针筒被找到,还了校长清白。校长也因为赵奶奶的仗义直言而被放了下来。赵奶奶强调那时没有别人敢出声,只有她因为平日里很受尊重,受爱戴,所以是唯一一个敢站出来伸张正义的人。她至今很自豪自己当时“捍卫正义”的行为,并将这份勇气贯彻了一生。不得不说,在那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大型批斗会上,替一个已经被定性,正在接受批斗的“学术权威”辩白,实在是需要莫大的勇气。这次事件在赵奶奶一生中意义重大。它可以说出乎意料的成功,变成了赵奶奶一生的一个“成功案例“,奠定了她伸张正义,善有善报的信念。赵奶奶以这个“成功案例”教育下一代,这个事件发展为他们一家共同分享的“家庭记忆”,而伸张正义的信念则发展为他们的“家庭哲学”。然而,长达近十年的一段人生经历,在赵奶奶的回忆叙述里,似乎除了这一件事之外只对微薄的工资还有些印象,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
同赵奶奶的例子形成显明对比的是J客栈的老板刘爷爷(化名)。J客栈坐落在H镇的 旅游主干道上,是一座老宅子改建而成,在当地颇负盛名。刘爷爷是H镇三个村子里S村 的退休老村长。老人家当年的阶级成分是地主,这客栈就是他家的祖宅,在文革时变成生 产队开大会的会场。说到祖宅被占这件事时,老人家很平静:“也不叫被征,就是集体喜 欢。不论什么人家,都不会不愿意。”虽然家里被定性为地主阶级,刘爷爷的文革生涯却 颇为风平浪静。六十年代初期,20多岁的刘爷爷被分配到上村联队,是三个生产队(四 队,五队,六队)联合一起负责的一个加工厂,从稻谷到服装都负责加工。刘爷爷形容他 在联队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别人不注意,运动波及不到,生产队开会也可以不参加。”1983年,刘爷爷奉献了二十多年生命的加工厂关門了,那个时候,刘爷爷已经是厂里的高 层领导。但刘爷爷并不介怀,上级安排他组织一个新的饵丝加工厂。在新的加工厂,刘爷 爷又把事业做得蒸蒸日上。在他的带领下,他所在的生产队平均工资翻了近一倍,从一个 穷队变成了一个富队。大家都很感激他,就选他做了S村的村长。作为一个地主之子,刘 爷爷靠着几十年勤勤恳恳的劳动成为了村里举足轻重的泰山北斗。谈起文革,刘爷爷的感 想很简单:虽然成分差,但是只要安分守己,不去想对不对,服从上级命令,踏实做事, 就什么运动都整不到他。与赵奶奶不同,虽然文革对刘爷爷而言也是“成功案例”,但 这“成功”指的是他作为一个地主家庭没有被整被斗。经过文革的经历,刘爷爷的“家庭哲 学”恰恰体现在“安分守己,服从安排,踏实做人”这些理念上。在刘爷爷的回忆里,文革 是一个埋头干事,服从安排的时代。正如哈布瓦赫所说的, 包含在社会思想之中的有两种 活动,一方面是记忆,指向过去;另一方面是“理性”活动,其出发点就是“社会此刻所处 的状况”,即现在。人们回忆过去的时候,往往会根据它对现在的影响和意义把过去十年 的经历提炼为一个“人生哲学”。而所有不符合这个逻辑的“过去”则都被无意识得选择性遗忘了。
2. 国家权力
而遗忘本身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结果, 遗忘有时被称为是“记忆的黑洞现象”。在寻求 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无形中要去掉一些东西。在这些学者看来, 被抹去的就成了记忆中的 黑洞。上文提到“集体记忆”给“个体记忆”提供了一个框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个框架也 一直在变,每个个体也相应在新的框架下重构自己的回忆。我们所处的当下的这个社会提 供给我们追忆的框架。我们的记忆在反映“过去”的同时也同等程度的反映了“现在”的情况。当记忆被赋予“建构”的意涵, 那么对权力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是必要的。[iv]人 们在回忆时往往试图为他们一生的遭遇做出历史性的解释,而国家权力则参与了这个重构的过程。在一些学者看来, 权力在本质上操纵了记忆。[v] 正如上文提到的,福柯说: “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 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 因此, 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文革结束后,国家意识形态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记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文革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就提供了全国人民回忆文革的“集体框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霸权下新的价 值体系更让这个“集体框架”离“过去”的本色越来越远。
离古镇旅游中心区不远的小路上坐落着一个两层楼高,占地较大的藤篾厂。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一个老爷爷坐在門口,阳光直射的地方编着藤椅。进去右拐的一间大屋子 里,一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青年正在打框架。在做藤椅的几道工序里,打框架是最耗体 力,技术含量最高的,报酬也比二楼编藤椅的工人要高得多。这个年轻人据说是厂长的儿子,刚刚从昆明大学毕业,虽然现在像藤篾厂这样的手工业利润并不丰厚,他还是决定回来接手家业。走上楼梯,二楼很敞亮,挨着墙坐了一圈正在编藤椅的人,大概有十到二十 人,他们年龄不一,四五十岁的妇女占了大半。她们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除了厂长的妻 子,其余都只是每天来这里干几小时的活赚钱而已。厂长家的院子就在藤篾厂后面,院子 很大,布满各色盆栽花草,很是漂亮。孙厂长(化名)今年六十来岁,文革的时候还是个小学生,当时家里的成分是“店员,帮人”,但是1969年时,却被当成地富对待。那时寸厂长年纪小,大约只有十四岁。只记得五十四军军宣队来到H镇,看到镇上的人吃饭时有三四个调味的小菜,就骂道:“狗地主,吃个饭桌上居然有三四个菜。”然后开始抄家。一 个月后,祖父被斗,家里被封,只许带走一套换洗衣服。1972年,政策扶持农村多种经营,村里创办藤椅厂。1974年,十八岁的孙厂长被派到厂里做学徒。在藤椅厂,寸厂长的收入每天只有一两块,经常入不敷出。他回忆那时经常上石头山打石头,虽然很苦,一天可以赚五块。用孙厂长的话说:“那个时代找钱,不怕苦,不怕死。” 1981年,生产大队 安排他做副厂长。到了八四年六月,因为管理跟不上,原料积压,有单子也拿不出产品。 厂里贷款欠了一万二,工资欠了八千。村长和村支书都劝他承包下来。用了一年半时间, 寸厂长不但清了账,还结余了四五千,厂里一共赚了两万多。靠着厂里的业绩,孙厂长在 八五年就成了“万元户”。从孙厂长的一生来看,改革开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来了切实的好处。谈起文革,孙厂长说道:“对时代形势,有模糊认识,当时就觉 得不对。”问到为何那时就觉得不对时,孙厂长的回忆却明显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 的逻辑:“那时人斗人,消耗大,但是不产生效益,不尊重资本主义客观规律。不按照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做事怎么行。那时候就觉得不对,不产生效益,创造价值自然等于零。”虽然孙厂长和退休老村长刘爷爷阶级成分迥异,一生经历也大不相同,但都经历了抄家,也都安稳渡过了文革十年,并在改革开放后通过个人努力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更高 的社会地位。很巧,他们回忆起文革时,说了一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跟着时代走,什 么时代做什么事。”正如上文提到的,“记忆”不仅是“过去”,更是我们看“过去”的态度。 而这个态度必然是当下的价值体系决定的。景军在《神堂记忆》中说道:“由于人们面对 着更新的观念、更广的社会接触、八十年代以来的价值变迁,大家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被重塑了,对它们注入了新的意义,有了新的参照系。”
与前面几位不同,杨爷爷(化名)并不住在H镇。杨爷爷长大的C村,从T县坐面包车大约要半小时的路程。杨爷爷的身世很是传奇,杨爷爷从小就以为父亲已经过世,直到 1983年才知道父亲原来在1942年加入了国民党第八军,而后逃到了台湾,已在台湾娶妻生 子。1991年,父亲回来大陆,是父子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相见。而杨爷爷的叔父则是共产党 军官,朱家壁手下,文革时站错队,受到牵连,后被平反。C村的村口里着一块碑,上面 刻着杨爷爷祖父作为当地最有名望的乡绅把全村人从日本人手上救下来的事迹。因着这份 恩德,杨爷爷家虽然是当地首富,但是却平安渡过了土改和文革。1950年,清匪反霸,杨 爷爷一家被扫地出門。土改时,C村枪毙了一些地主,但是只把杨爷爷的母亲绑过去“陪 杀”,铺在死人上面,躲过一劫。为了逼出更多财产,杨爷爷的祖父祖母也被关到城里, 正巧遇到当年祖父救下的共产党地下党员。这位地下党员念着当年的恩情,赶忙把杨爷爷 的祖父祖母放了出来,还给了他们钱,让他们回家。文革期间,杨爷爷在边防团做军工。 因为做泥瓦匠手艺好,杨爷爷才20岁就有了干部待遇,一个月有60块。虽然阶级成分不 好,但是部队里给出了证明,办了手续,也就没受到影响。改革开放后,杨爷爷先在村里 的木材加工厂工作,然后自己做生意,走南闯北,祖国每个省都去过。现在年近八十,还 在自己买地开厂做生意,乐此不疲。谈起文革,杨爷爷的回忆像是一个说过很多遍的故事,逻辑性强,很完整。不同于一些老人说到的琐碎细节,杨爷爷的回忆没什么情感波动,每一个事件的年份都梳理得很清楚。与其说是在回忆自己的过去,杨爷爷更像是在说历史,很多地方跟官方历史的措辞和评价都不谋而合。比如,杨爷爷一开始就说道:“大跃进的时候苦啊,吃不上饭,T县物资好,比别的地方还好些。60年到66年,人民生活翻天覆地,都变好了,吃得好,穿得好。66年到69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人民生活饥寒交迫,吃得困难。”国家权力对人们的“回忆”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八十年代后大坏境的价值变迁,更直观的体现在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公众教育,政治宣传,改编课本等等渠 道,将人们的“回忆”集体格式化。通过这些渠道,国家权力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填充自己 回忆的“集体框架”。而因为价值体系的变迁,当下政权的需要,这个“集体框架”下的“个体记忆”也被我们赋予了更多“当下”的意义,离我们真正经历过的“过去”越来越远。
四. 结论
作为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过去”本身是没有逻辑的,但我们的回忆却是一个理性 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为了建立一个有逻辑性的因果关系而选择性得遗忘跟这个逻辑相悖或无关的“过去。与此同时,“集体记忆”提供的“框架”更以无形的方式左右着 人们看待过去的态度。如果“记忆”是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那么以“记忆”为根据的 资料,如回忆录或个案口述史等等,无疑对我们理解“过去”对“现在”的意义和影响很有帮 助,但是与真的历史资料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八十年代后,在国家权力引导下,价值体系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记忆”与“历史”的区别和关系在文革史的研究中显得格外重要。很多学者关注个体经历,通过回忆录和访谈来纪录历史,不重视文革时代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他们的作品难免会面临“记忆”带来的这些问题。而很多学者在作品里则往往彻底忽视了“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把“记忆”当成“历史”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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